近日，黄奇帆发表专题文章，提出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。文章认为，从整个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，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、传染病防范体系、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。他指出：

    「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，具有长远投资效益。」

    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高度，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定位和价值，而从卫生系统内部，则需要首先破解「弥合裂痕」的难题。

    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的各国专家们，近年来纷纷将「弥合裂痕」作为战略口号提出。

    这并非中国特色的难题。在西方国家，「弥合裂痕」的课题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便开始探索，美国原洛克菲勒基金会健康部主任卡尔L·怀特，在其1991年所著的《弥合裂痕——流行病学、医学和公众的卫生》一书中，也提到了这项努力在早期所陷入的尴尬：
    1.费用上涨
    2.资源分配不当
    3.医学领域内人员分布的高度不均
    4.误将技术进步当做科学进步
    ……
    书中指出，这些在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现象，在发展中国家则更加混乱。作者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观点：

    「最理想的公共卫生服务是在管理和分配方面，基于以流行病学为基础的信息系统，各类学术机构、管理机构和卫生保健工作人员相互协调的有机结合体。」

    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、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宁毅近日指出，「疫」和「病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防控疫情，需要具备全局性、系统性的思维。

    在传染病防控中，相对于「救治」更多是在战术层面施策，「公共卫生」和「疾病防控」才是在战略层面的体系保障。

    这次武汉「战疫」之后，或许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，是如何让医改不仅仅沦为片面的「医院改革」或者「医药改革」，而是真正成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「大卫生改革」。

    除了经费、资源的平衡投入外，还有人才结构的优化和整体机制的健全。

    公共卫生管理具有极强的专业性，但却又远远超出单纯的医学范畴。除了医疗和科研系统外，其广泛连接公共管理、应急保障、文化教育、体育运动、舆论宣传、街道社区、环卫城建等若干个社会治理分支系统。

    这次全国抗疫中，有两位具有公共卫生专业履历的省级官员备受关注：

    一位是四川省长尹力，曾在苏联学习卫生经济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，此前长期在国家卫计委分管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工作。本次四川防疫部署，一度被网友热议为「教科书」级别的抗疫。

    另一位则是刚刚临危受命，从国家卫健委空降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的王贺胜，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卫生系，同样具有丰富的卫生系统管理经验。

    另一个现象是，这次各地因抗疫不力被问责或者免职的卫健系统官员，则大多数不具备医疗或者卫生管理专业背景。这也侧面反映出了当前卫健系统中，专业管理型人才的严重不足，以及管理岗位选才用人的问题。

    相对于某些临床和学术领域的专家型人才，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往往有其所长——知识面更杂、涉及面更广，更适合在某些特定领域担任管理角色。

    「弥合裂痕」，带给从业队伍建设的思考，是如何从教育改革入手，培养多层次、复合型、应用型的人才梯队，而不仅仅是研究室里的专家。在机构内部，推行分层、分类、分级的考核评价体系，以保证人才资源的最合理配置。

    从机制保障上，给专业疾控机构充分赋权，简化行政审批，完善立法，健全针对重大突发性传染疾病的联动响应机制，并设立危机应对的常备队伍。

    从健康教育上，加大健康教育和全民疾病科普，转变以「预防为主，防治结合」全民健康理念……

    实际上，上述建议和措施，近年来在各路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言献策中也纷纷提到，在某些地区也局部推行过试点改革尝试，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，从上至下缺乏根本性动力，仍然是全局性改革推进迟缓的最主要原因。

    人们总是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就像这次再度在野味上栽了跟头一样。